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是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地通过改革去除弊兴利、去适应时代潮流，那也会遭遇到被边缘化，乃至被淘汰的厄运。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严格区分开来，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一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要改革的，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存在弊端的具体制度即体制，因此必须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在1987年6月一次会见南斯拉夫联盟中央主席团来访的客人时，邓小平就强调说，社会主义各国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他还指出：“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242页）在1993年9月16日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邓小平年谱》<下>第1363页）

　　正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基本特征，所以，在为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邓小平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作为30年的创造性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之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可以从我国同苏联情况的对比中得到证明。有些人往往对改革开放在我国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硕果实，而在苏联却酿成了剧变解体的苦果这种现象感到迷惑不解。其实，苏联的剧变解体并不是源于改革开放，而是源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旗号下，从根本上改变了由十月革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转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上去了，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历程，清楚地勾画出了事变的这种轨迹：

　　一是把从20 世纪20—30年代形成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归结为人与政权、人与生产资料和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与精神财富三个方面的异化，从制度层面上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二是提出要采用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去纠正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它具有“人道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能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实现民主化”。戈尔巴乔夫这就把原先旨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围内实行的、作为“政策抉择”的改革，变成为要改变由十月革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制度抉择”；由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推行。

　　三是提出用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去根本改造“官僚专制制度”，接着就在把社会主义自我丑化、自我否定为“犯了罪”的“集权主义”、“专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把蛰伏在地下和由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培植起来的反共势力召唤出来去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各种非正式组织一下子从地下钻了出来，1987年为3万多个，1989年为6万多个，1990年为9万多个，它们大多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在1990 年苏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