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达赖每一次都声称自己的行程与“政治活动无关”，但每次时间的“精确合拍”，都让人们对“无关政治”的说法产生怀疑。连加拿大《环球邮报》都说，达赖的会面正值“一个极为敏感”的时期。

其实，时间“合拍”的背后，是彼此需要的合拍。一些人想借达赖集团增加对中国施压的砝码；而达赖集团则想借对方为“藏独”拉抬声势，大打“国际牌”，试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进而向中国政府施压。

他们一会儿呼吁国际社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把“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一会儿又呼吁国际社会组成“独立调查组织”，对“3·14”事件进行彻底“调查”。挟洋自重心理，可见一斑！

打“国际牌”，他们自以为得计。自从上世纪80年代达赖集团加紧“西藏问题国际化”以来，一些人也积极配合。1987年，达赖在美国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建议”，不久，美国国会就炮制出“‘西藏问题’议案”；“3·14”事件后，在达赖的不断呼吁下，美国众院、参院和欧洲议会针对“西藏问题”通过了“决议”。

当然，这些“成果”的取得，也和达赖集团的自我营销能力有关。半个世纪的国外流亡，使得达赖集团早已摸透西方大国的利益思维，懂得通过各种方式迎合取悦西方社会，谈论的话题尽是人权、和平、环保、文化……而对当初自己统治下的农奴制黑暗，对手下“藏青会”的残暴，却只字不提。面对西藏的巨大进步，则只有诋毁，不是文化的“灭绝”，就是宗教自由的“缺乏”。难怪德国外交研究会会长桑德施奈德说，达赖集团拥有“绝佳的市场营销能力”。连美国议员都感叹，达赖集团的“国际西藏运动”搞公关“很有一套”，“是华盛顿最会钻营的游说机构之一”。

尽管如此，“国际牌”的效果依然有限。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所谓“西藏独立”。达赖集团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荣辱”：冷战期间，他们集会被拒，访问被拒，后来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才重新“热”了起来，从“冷战孤儿”变成了“国际宠儿”。这也说明，他们只是一些国家手中的一张牌，这张牌的价值大小完全取决于对方利益，和达赖集团的愿望无关，更与所谓“西藏问题”的解决无关。

达赖集团更应该明白，这张“国际牌”不灵，所谓的“国际社会”再支持，想要图谋“藏独”，中国人民不会答应，国际社会也不会理睬，因为“西藏问题”就是主权问题，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可以从“3·14”以来中国人民空前团结看出，可以从海外华人反分裂抗议浪潮看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牌”救不了“藏独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