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开信息，有主动，也有依申请公开，甚至还有不予公开，都属正常。但这起诉讼的背后，也暴露出信息公开的有效性遭遇挑战，难以躲避一道道无形的“玻璃门”。

“玻璃门”是什么？表面看，是对信息公开的理解，政府与公众差距颇大。深层次分析，是信息公开的程度，最终仍取决于政府的意愿。

按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给政府立规矩的，“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说得很清楚。但实际却不然。

此一案例中，法院“难以受理”，已让这种尴尬凸显。退一步说，即使受理又如何呢？此前，国内不少省市率先制定地方性信息公开条例，“民告官”多次出现，但多以败诉告终——不是说，“民”一定要赢了“官”，才是民主政治的进步。但是，现有法律体制下，涉及判定信息能否公开，确实给惰政留下不少“例外”空间。

比如，某地计划调整、淘汰一批劣势企业和劣质产品，消息见报，市民申请政府部门公开淘汰企业名单，遭拒。于是状告政府，终审判市民败诉。理由是：写有该名单的政府文件，定为“秘密”级，政府依法不予公开。

从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来说，该案无可挑剔。问题在于：这类信息是不是真该保密？如果一个“秘密”，就可以为不想公开的信息撑起“保护伞”，那么，倘有部门利用手中的“定密权”，对不愿公开的信息自行设限，谁来监管呢？

遗憾的是，目前的法律对此无能为力。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除了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则上都应向社会公开。但上述三种秘密，尚缺乏法律上的刚性界定——“玻璃门”赫然出现。

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商业秘密”有过定义，但“商业秘密”也经常被随意打扮——当社会舆论一再强烈要求公布商品房社会成本价时，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正是以“商业秘密”为由，置之不理。

政府敢给自己定规矩，让公众监督，勇气可嘉。但是，缺少对信息公开的刚性界定，在现实中就难免遭遇尴尬。其实，国外的立法经验早表明，政府信息公开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行政制度，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

只有对信息公开在法律层面有更高的效力，对不予公开的范围有刚性的界定，才能彻底拆除“玻璃门”，推进“阳光行政”，而这，也是对政府部门的一种制度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