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紧张情绪的慢慢平复，并不意味着心理救援行动大功告成。逐渐恢复正常生活的灾区群众，依然将面对失去亲人和家园的惨痛现实，“应激性反应”之后的心灵创伤，可能比地震刚发生时更为严重。因此，灾区心理救援如何从主要针对微观、即时个体心理危机的心理援助，转向更宏观社会层面的参与，亟须摆到更重要的议事日程。

灾后心理危机表面上是个体性的心理危机，实际上是社会性的公共危机。因为，每个人本质上都是社会人，不仅仅生活在一个小家庭、小圈子里，而是生活在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对于创巨痛深的受灾群众来说，医疗专家及时、有效、持久的心理救助十分必要。但是从更宏观的社会层面来看，建立一个有针对性的良性社会生态系统，让灾区群众重新获得“安全感”、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重新获得生活的保障，对受灾群众的心理修复更为持续和有效。

比如，一个因灾导致的孤儿，除了丧亲之痛外，还可能会对未来的生活、上学、就业等问题产生忧虑。而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去考量，社会层面的心理援助工作就会更有针对性，做到从微观到宏观的长远谋划，避免受灾者已有的心理危机因为某一社会环节的疏漏，走向恶性循环。

以这样的坐标系对照当下的抗震救灾，还需全力运用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加强受灾群众的家庭、朋友、学校、工作单位等各系统的整合。诸如，地震孤儿未成年之前的生活和上学如何保障？灾区的孤寡老人晚年生活如何赡养？那些无生育可能性的家庭是否可以为他们提供领养、认养、过继等服务？

社会心理危机也是地震带来的重大损失之一。它既为原生灾害，如果处置不当，又会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理应被纳入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范围。社会心理危机的救援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修复和调整问题，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工程。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援助已在多方位稳步推进。比如，计生委近日下发通知，震灾中有子女死伤家庭将获生育政策照顾；教育部也要求直属高校紧急启动受灾学生资助工作，同时在川高考招生指标增加2%；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妥善安置“三孤”人员……这表明着眼受灾群众的良性社会生态系统正在形成，无疑是应对灾后社会心理危机的治本之举。